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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区分“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

文章出处:责任编辑:人气:发表时间:2015-08-02 21:04:36【

如何区分“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

    【办案要旨】

  “形迹可疑”是没有证据证明,仅凭表面现象作出的主观判断,“犯罪嫌疑”是客观上发现了一定的证据,因一定的证据所产生的合理怀疑。本案中,李某凌晨推着装有作案工具和赃物的编织袋的手推车行走,巡逻民警对其盘问,是根据当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认定其有重大犯罪嫌疑后,进行的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讯问,是因为其有一定的“犯罪嫌疑”,而不是仅仅因为“形迹可疑”,所以被盘问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行为不能认定为自首,李某构成盗窃罪。

  【基本案情】

  被告人李某,男,198883日出生,汉族,小学文化,捕前无业。

  经审理查明:被告人李某于2006111323时许,在本市西城区景山公园南门外,用事先准备的改锥、钳子等工具,窃取市政管理委员会设置在景山公园南门西侧公园外墙上的电缆保护金属扣盖27块及上海索谷牌照明电缆48.5米,并将所窃赃物及作案工具装入编织袋内,放在一辆小推车上,沿景山公园东侧路边运走。11143时许,东城公安分局巡查支队的民警看到李某深夜一人行走后将其拦下盘查,发现其所携带的编织袋内装有电缆线和金属扣盖及改锥、钳子等工具,遂对李某进行盘问,李某称编织袋内物品系从附近工地捡拾。巡逻民警将其带回东城公安分局隆福寺派出所继续盘问,后李某交代了实施盗窃行为的犯罪事实。

  2007118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以西公起字( 2007)第32号起诉意见书认定李某在西城区景山前街景山公园南门外西侧公园外墙上,盗窃北京平年照明技术有限公司安装的线槽镀锌板制盖板,犯罪数额较大,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4条之规定,并以涉嫌犯盗窃罪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移送审查起诉。

  2007212日,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检察院以京西检刑诉( 2007)第88号起诉书向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指控被告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盗窃他人财物,且数额较大,侵犯了公有财产所有权利,扰乱了社会治安,其行为触犯了《刑法》第264条之规定,已经构成盗窃罪。并认定被告人李某系自首,根据《刑法》第67条之规定,建议对其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北京市西城区人民法院认为:李某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窃取公有财物,且犯罪数额较大,其行为已经构成了盗窃罪。但是,李某携带赃物和作案工具被民警发现后进行盘问,应属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了证实其犯罪的重要证据而对其进行盘问,不能视为自动投案,不能认定自首、。对被告人判决如下:

  被告人李某判处有期徒刑16个月,并处罚金1500元。

  【疑难问题】

  如何正确区分“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

  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具有自首情节。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1条第1项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本案中李某深夜一人推车在街上行走,民警盘问过程中发现李某推的车上有可疑物品,此时公安机关并未掌握李某的盗窃事实,可疑物品也只是怀疑为赃物和作案工具,但并不能确定。在这种情况下,李某通过民警的教育如实交代了自己的全部犯罪事实,应当认定李某为自动投案。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不具有自首情节。李某随身携带的赃物、作案工具属于犯罪证据,巡逻民警在李某携带的编织袋内发现犯罪证据后,对李某进行的盘问不属于因形迹可疑盘问的情况,而是根据其当时随身携带的物品认定其具有重大犯罪嫌疑后有目的、有针对性的讯问。此时李某受到盘问的原因已经不仅仅因为“形迹可疑”,而是因为具有一定的“犯罪嫌疑”,所以李某的行为不属于“因形迹可疑被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犯罪事实”的情况,不能认定为自首。

  【深度评析】

  笔者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盗窃罪,不认定为具有自首情节,主要理由如下:

  《刑法》第67条第1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解释》第1条第1项规定:“……罪行尚未被司法机关发觉,仅因形迹可疑,被有关组织或者司法机关盘问、教育后,主动交代自己罪行的……”应当视为自动投案。实践中,犯罪嫌疑人归案后能否认定为自首的关键在于正确区分其被抓获的原因是仅因“形迹可疑”还是因为具有“犯罪嫌疑”。

  “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之间的区别主要在于:前者主要是没有证据证明,仅凭表面现象所作出的主观判断;后者是在客观上发现了一定的证据,因一定的证据所产生的合理怀疑。这种合理怀疑,要求司法机关凭借一定的事实根据或者他人提供的线索,必须以一定的客观事实为根据,是一种有客观根据的怀疑。“犯罪嫌疑”依据的是确实、具体的证据,是对证据进行分析、判断的结果,这种怀疑是具体的、有针对性的怀疑,只有这样才可能将行为人与特定的案件相联系。如司法机关掌握有一定的线索,已将行为人纳入怀疑范围,或

  者行为人身上或者所携物品能证实其有实施犯罪嫌疑的,在此情况下行为人交代自己罪行的,不能视为主动交代罪行。

  我们认为,行为人被抓获时所携带的物品是否可以直接与其犯罪行为产生联系,进而使司法人员得出其具有犯罪嫌疑的论断,应当综合考虑抓获的时间、地点及行为人当时的具体行为方式,结合行为人所携带物品的性质、种类和数量来进行判断。这种判断方式可以具体化为“质”和“量”的标准。所谓“质”的标准,是指行为人所携带的物品的性质或种类可与犯罪行为产生直接联系。如凌晨3时发现行为人在马路上搬运电视机,就可以认为其有犯罪的重大嫌疑。所谓“量”的标准,是指赃物或犯罪工具的数量可与犯罪行为产生直接联系。例如,如果发现行为人携带大串不同种类的汽车钥匙和多把改锥,这些物品本身就已经可以认定其具有实施了某种犯罪的嫌疑,行为人即使经盘问后如实交代了司法机关不掌握的盗车事实,也不能认定其为自首。对于判断行为人是否具有“犯罪嫌疑”实际上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随身携带物品的不正常数量已经将持有人的可疑行径转化为犯罪嫌疑。因此,所谓“质”和“量”的标准实际上是一个统一的标准,即行为人所携带物品的可疑程度是否足以将其与某一或某种具体犯罪建立联系。

  综合上述情况,我们认为“仅因形迹可疑”可以从以下两个层面来把握:首先,所谓“形迹可疑”是具体人员基于行为人的一些外在表象对其具有违法犯罪可能性所作出的一种判断,并没有确实的依据,也不能立即将行为人与具体的犯罪相联系,之所以上前盘问是为了确认或排除前述的判断。其次,“仅因”也是强调怀疑的不确定性和无依据性,除了怀疑本身以外并没有其他的证据予以佐证。

  本案中,民警在凌晨时分发现李某推着装有编织袋的手推车在街上独自行走,其行为十分可疑,经盘查后又发现编织袋内有电缆、线槽盖板、钳子、改锥、扳手等作案工具和赃物,且李某无法对上述物品的来源作出合理解释,在这种情况下民警对李某实施了某种犯罪行为的怀疑就不仅仅是一种无根据的主观推测了,而是基于一定的证据,并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所作出的一种有一定事实依据的主观判断,因此李某并不仅仅是因为“形迹可疑”而被抓获,而是因为已经存在明显的“犯罪嫌疑”而被抓获,对其不能够适用《解释》中的规定视为主动投案,认定其具有自首情节。

  此外,根据《人民警察法》第9条的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将其带至公安机关,经该公安机关批准,对其继续盘问:“(一)被指控有犯罪行为的;(二)有现场作案嫌疑的;(三)有作案嫌疑身份不明的;(四)携带的物品有可能是赃物的……经继续盘问,公安机关认为对被盘问人需要依法采取拘留或者其他强制措施的……”因此,如果行为人被公安机关继续盘问的话,就说明其已经具有极大的犯罪嫌疑,此时的盘问已经是讯问性质,而非询问性质。如果此时行为人主动陈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应当是主动坦白。而非主动交代。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区分“形迹可疑”与“犯罪嫌疑”时不能够将“犯罪嫌疑”简单地理解为司法机关已经“实际掌握”了定案证据。而是应当综合考虑当时的时间、现场、行为人的具体行为等客观因素,并在对行为人随身携带物品进行“质”与“量”全面分析的基础之上作出准确的判断。对于司法机关已掌握一定的犯罪线索,或在盘查时发现犯罪线索、犯罪证据,在进行盘查时,犯罪嫌疑人对其行为不能够提供合理解释的,不能够视为主动投案自首。本文由贵阳刑事编写转载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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