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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合同限制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无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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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理财合同限制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无效
【基本案情】
胡某佳与梁某立通过梁某超的介绍认识，胡某佳曾接受梁某立的委托，对梁某立提供的梁某杰的股票账户进行操作，并获得盈利，双方对已实现的利
润进行了分配。
2016年6月28日，胡某佳（乙方）与梁某立（甲方）签订一份《合作协议》，约定梁某立委托胡某佳对其提供的账户及资产提供投资顾问服务，委托期
限自2017年6月28日至2018年6月27日；协议存续期间，在未发生乙方违约的情况下，甲方禁止销户、撤离资金，否则视同违约； 在协议运行期间，因任何
一方的原因需要提前终止本次协议，责任方需要缴纳委托资产本金的5%作为违约金；乙方保证以最优秀的团队为甲方提供服务等。该合同还约定了盈亏分
配方法。胡某佳指定了一个关联账户作为准备金账户，合同中约定了准备金的担保范围，但没有约定准备金的金额及是否必须支付准备金。同日，梁某立将
其子梁某杰的股票账户交付给胡某佳管理。审理中，胡某佳与梁某立均确认交付时账户资产足够500万元。
上述协议签订后，胡某佳自2017年7月4日起停止对该账户的操作。2017年9月12日，胡某佳发现梁某立修改了账户密码。在双方沟通过程中，梁某立提
出先提供一个50万元至100万元的账户让胡某佳操作，胡某佳表示不同意，梁某立也拒绝将账户交还给胡某佳操作。胡某佳遂诉至法院。
另查明：2017年6月底至9月中旬，股票大盘总体上行。在本案审理过程中，梁某杰到庭表示案涉的股票账户是其应梁某立的要求开立的， 该账户一直
由梁某立实际控制，其对梁某立将该账户委托他人操作没有异议。
【案件焦点】
双方签订的《合作协议》中关于“禁止销户、撤资等解除合同的行为”的条款排除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规定的任意解除权，是否有效。
【法院裁判要旨】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胡某佳与梁某立签订的《合作协议》，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
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梁某立关于讼争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因证券投资具有较高的风险，投资决策和
投资方向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故不能因为胡某佳在一段时间内未对委托账户进行操作就认为其已经构成违约。故梁某立在合同约定期间，单方修改账户密
码，导致胡某佳无法对账户进行操作，梁某立的行为已实际解除了讼争协议，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违约金的法律责任。委托理财合同是建立在当事人
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缔结的合同，目前梁某立已明确表达对胡某佳丧失信任基础，也以其实际行为解除了委托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
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因此，胡某佳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判决：
一、被告梁某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胡某佳违约金25万元；
二、驳回原告胡某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梁某立提起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近年来，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公民理财热情亦随之高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任意解除权排除的约
定引起较大的争议。
性规定，是合法有效的合同，对双方当事人均具有约束力。梁某立关于讼争合同无效的抗辩意见，法院不予采纳。因证券投资具有较高的风险，投资决策和
投资方向也具有很强的主观性，故不能因为胡某佳在一段时间内未对委托账户进行操作就认为其已经构成违约。故梁某立在合同约定期间，单方修改账户密
码，导致胡某佳无法对账户进行操作，梁某立的行为已实际解除了讼争协议，并构成违约，应当承担赔偿违约金的法律责任。委托理财合同是建立在当事人
之间互相信任的基础上缔结的合同，目前梁某立已明确表达对胡某佳丧失信任基础，也以其实际行为解除了委托关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
百一十条“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之规定，因此，胡某佳要求继续履行合同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
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判决：
一、被告梁某立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十日内支付给原告胡某佳违约金25万元；
二、驳回原告胡某佳的其他诉讼请求。
宣判后，被告梁某立提起上诉。福建省厦门市中级人民法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法官后语】
近年来，金融创新产品不断涌现，公民理财热情亦随之高涨，委托理财合同纠纷呈现逐年递增的趋势，其中委托理财合同中关于任意解除权排除的约
定引起较大的争议。
第一种观点认为，法无禁止即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调整的是私权利范畴，不属于强制性的法律规定，解除权的行使是当事
人的权利，当事人可以通过约定排除这种单方解除权，双方的约定系当事人意思自治，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第二种观点认为，委托合同是具有身份属性的
特殊合同，以合同双方之间的信任为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百一十条并未增设排外条款“当事人另有约定除外”，因此任意解除权属于法定解
除权，不得约定排除，本案约定排除条款无效。第三种观点认为，委托合同应当区分民事合同和商事合同，民事合同是基于特殊的信赖关系而建立的委托关
系，一旦信任基础丧失，则应当享有解除权；如果是商事合同，双方另有一种对等合作关系在其中，则不可轻易解除，应当维护委托合同的稳定性。
我们认为本案采用第二种观点更为合理，理由主要是：
第一，委托合同具有人身属性。委托合同不同于其他类型合同，是具有一定身份属性的特殊合同，其基础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的相互信任，限制或排
除任意解除权的约定违反了委托合同的根本属性。本案系关于证券投资的委托理财合同，本身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风险性，投资决策和投资方向也具有很强
的主观性，原告系基于对被告专业的认可和信任才委托其对其私人账户进行操作，一旦当事人之间的信任丧失，委托理财的基础不复存在，合同的双方可以
随时解除委托合同。
第二，任意解除权不以违约为前提。一般合同不能随意解除是为了维护交易的稳定性，其解除的前提是发生违约行为。但因委托合同的人身属性，双方
没有违约行为，即不以违约为前提，应当允许委托合同双方在信任关系发生动摇时有权撤销或辞任委托。本案被委托人胡某佳虽存在一段时间没有操作账
户，但不能认定其有违约的情况，但是双方委托理财的信赖基础已破坏，应当允许委托人解除合同，委托人解除合同的行为已构成违约，应当依据合同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被委托人获得相应的赔偿，才具有更加现实的意义。
第三，合同标的不具有强制履行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一十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非金钱债务或者履行非金钱债务不符合约定的，
对方可以要求履行，但有下列情形之一的除外：（一）法律上或者事实上不能履行；（二）债务的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或者履行费用过高……”委托合同的
标的一般是劳务或是行为，并非金钱债务， 属于债务标的不适于强制履行之情形。本案的履行标的是操作证券账户的行为，但委托人梁某立在合同约定期
间，单方修改账户密码，导致被委托人胡某佳无法对账户进行操作，委托人通过更改基金账户行为表明其已经对被委托人丧失信任基础。当合同当事人之间
的信任基础不复存在时，合同的继续履行仍然无法简单依靠判决的强制力执行，若强制要求继续履行合同，将使得被委托人的履约成本及委托人的监督成本
都将无限制地增高，有悖于理财委托合同当事人缔约的初衷，反而致使合同当事人的投资利益无法保障。
因此，任意解除权的规定基于委托合同的基本属性而来，不宜由当事人约定排除。当双方丧失信赖基础时，即使是双方通过特别约定限制或排除合同双
方的任意解除权，也应当允许委托合同任何一方单方解除合同，行使任意解除权后的赔偿责任应当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无约定的依据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进行
赔偿。
编写人：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人民法院 陈远治 邱瑛
上述内容来源于中国法制出版社 中国法院2020年度案例
